思想坦克》搭南向政策的便車　到東協找「智慧城市」商機

上個月的8月8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父親節，不過可能鮮少人知道今年8月8日也是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成立第57週年的日子。這個成立於1967年8月8日的跨國性組織目前共有10個正式的成員國，合稱東協十國（ASEAN 10）。

對於東協這樣一個重要的組織，一般台灣人卻是陌生與缺乏認識，國人一般所熟悉通常僅停留於「東南亞地區」或是「東南亞市場」這樣的概念。正確來說，東南亞地區泛指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汶萊、菲律賓、東帝汶共11個國家。這其中除了東帝汶目前仍是東協的候選國之外，其他10國都是東協的正式成員國。

東協各國加總的GDP約占全球的7%

東協當年成立的理由是數個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時期擔心區域內共產主義勢力擴張而成立的跨國性合作組織，主要功能側重於促進軍事安全與政治中立的合作。但在90年代冷戰結束，東南亞各國的政經局勢穩定後，東協也陸續接納了越南和寮國兩個共產國家的加入，並漸漸質變為涵蓋政治、經貿、文化、社會等多面向的合作組織。而為了加速東協地區的經濟成長，東協在2015 年第27屆的高峰會上公佈了名為攜手前行的《東協2025年願景》，範圍涵蓋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 （APSC），東南亞經濟共同體（AEC）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CC）。

進入21世紀後的今日，東協更挾著約6億7千萬的龐大人口與市場潛力強化與美，中，日，韓等國家展開各項經貿談判，並希望透過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來加速東協成員國的成長。目前東協各國加總的GDP約占全球的7%為成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人口年齡中數則是飽富工作力的的31歲。

面對這一個距離比美國與歐盟在地理位置上都靠近台灣許多的市場，我國政府與國人皆應強化對東協各國的認識。當台灣的國際地位在國際地緣政治劇變下開始快速提升之際，基於價值同盟與互惠共榮的立場，我們應找出台灣與東協各國可發展出長期合作的新夥伴關係。

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到馬英九的全面西進

但過往台灣人對東南亞常缺乏足夠了解，並常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那些發展次於台灣的國家。台灣社會有看高不看低的壞習慣，使得台灣人在面對外國人的印象排序常是以美歐西方諸國為首，其次則是亞洲的日本與韓國，對東南亞各國，除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外，國人常會戴著一副優越感的眼鏡觀之。或是把對東南亞的理解簡化為預算有限時出國觀光旅遊的選項，以及東南亞是台灣外籍勞動力主要來源的兩大相向，這樣的認識不但粗淺狹隘，更無法替台灣在未來開創與東協各國具前瞻性的夥伴關係。

回顧我國政府的南向政策始於李登輝總統的時代，當年這項政策的提出乃是為了降低台商開始西進中國的風潮而提出，李總統企圖引導台商將東南亞列為勞力密集產業可投資的新場域，但最後因為中國的磁吸效果過大而成效有限。

後續的陳水扁總統延續了這項政策，但更改重點為致力與東南亞各國簽署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協定，資訊產業合作協定，以及簽訂外籍移工協議備忘錄等等。這些努力使得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台商對東南亞的泰，馬，印，越，新，菲等六國的投資金額以及雙邊貿易金額皆呈現出逐年的成長。

但到了馬英九政府時期，由於其採取全面西進，全盤親中的態度，使得台灣大部分的海外投資皆流向了中國，同時也進一步導致台灣的人才與智財同步輸往中國市場，最終導致了台灣內部產業空洞化，貿易失衡，基礎國力下降的後果。

蔡英文新南向政策也是地緣戰略外交

而蔡英文總統在2016上任後，旋即重新提出新南向政策，並在總統府內設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創造誘因，重新將台灣的對外國家策略布局適度自中國移轉至東南亞國家。

新南向政策不但是蔡英文總統的一項國家發展政策，也是一項地緣戰略外交。 為了賦予新南向政策新的意涵，蔡總統亦在2018年成立了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來擔任深化台灣與亞洲各國關係的政策研究智庫，以及推動民間社會的參與，並將新南向的國家對象擴大至包含了南太平洋的紐澳，以及中南半島以西的印度。

若我們將李登輝總統的南向政策視為1.0版，陳水扁總統時期為2.0版，那麼蔡英文總統任內的新南向政策就是包含了更多意涵的3.0版，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重新定義台灣在新南向政策裡的核心精神，那就是透過以人為本的交往來贏得信任，以及透過建立新的交流模式來共創價值。換言之，蔡總統的新南向政策是以多元包容的態度開展與東協各國的關係，並藉此與各國為亞太地區的未來形塑共同的願景。

台灣在新南向政策中可與東協國家進一步加強的領域可說包羅萬象，其中又以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輸出最具前瞻性與發展前景，並可對外彰顯台灣的資通訊科技實力與傳遞「Taiwan Can Help」的精神。此外，透過各項智慧解決方案的輸出不僅能展現我國對新南向市場的重視與企圖心，也可藉此協助各國共同打造兼具智慧與淨零減碳的城市。

數位新南向的願景應依不同國家有不同的交流策略

我們喜見國發會龔明鑫主委繼7月率團前往東歐訪問後，9月中旬再次帶領台灣的產業與公部門代表前往泰國進行深度的交流，訪團成員包括國內的許多指標型企業例如中華電信、樺漢科技、中興工程、台數科、研華、遠創智慧等19家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相關業者，以及來自數位部數位產業署、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等公部門代表。同行的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也強調此團的重點在於國發會盤點了來自台灣廠商所提供超過250項發展智慧城市的解決方案，並整合了台灣智慧城市相關產業透過參與「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向泰國介紹來自台灣在智慧城市應用上的豐富經驗，最終的目標則是整合有志走向國際的台廠共同組成聯合艦隊一起深耕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市場。 

由於東南亞各國的國情與發展程度各有不同，我國數位新南向的願景也有必要因地制宜依照不同國家選擇不同的交流策略。

以智慧城市在泰、越、馬、印尼四國的發展為例，泰國發展智慧城市的主要方式是由政府聚焦於制定標準與法規、支援生態系統、基礎設施等，再由私部門主導各項執行計畫，其目標在20年內至少發展出100座智慧城市，並聚焦於將泰國東部經濟走廊發展為智慧城市的重點地區。

依照泰國提出橫跨20年的國家施政綱領的「泰國4.0」願景所擘劃，智慧城市即是施政綱領前期的重點，其應用領域包含了智慧環境、智慧移動、智慧生活、智慧人民、智慧能源、智慧經濟及智慧政府。

越南，身為從2017年開始成為東南亞五國中GDP成長動力最強勁的國家，則是在2021年首次透過國家立法形式確定智慧城市為重點發展領域，並以胡志明、岘港、河內三大城市擔任火車頭的角色訂出了2025年全面轉型與2030年成為智慧型中心都市的願景，最終則擴展全國打造出多座智慧城市，彼此形成龐大的智慧城市網絡。目前越南三大城市對智慧城市的關切項目包括交通管理，空氣品質監控，市政服務電子化三大項目，而台灣正好在這三大項目都有極為豐富的經驗。

而經濟發展水準名列東南亞前茅的馬來西亞在智慧城市的發展上十分迅速，馬來西亞政府自第11個大馬計畫（2016-2020）推行以來，智慧城市就包含其中，並致力推動政府的數位化轉型，提高在公共服務應用的可及性。目前馬來西亞聚焦於推動「2030共享繁榮新願景計畫」，此國家級計畫企圖將馬來西亞打造成為東南亞的資訊工業中心。在吉隆玻，柔佛州，雪蘭莪和布城等城市部署智慧物聯網，這些項目把物聯網，雲端計算，大數據分析和地理資訊彙整都納入了智慧城市的規劃。

政府應整合國內產業鏈，鼓勵台廠輸出海外

台灣的廠商在資通訊和技術解決領域的供應鏈中可以有很多與該國潛在的合作機會，去年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便透過「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協助我國不少智慧機械業者前往馬國拓展市場，除了希望提升我國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產業在馬國的能見度，也希望能實際帶動台灣對馬國的出口產值。

再往南的印尼，由於島嶼眾多，城鄉差距大，智慧城市的發展目前仍以首都雅加達為主要應用場域，許多應用仍屬於POC階段。但印尼的人口眾多，大都市的交通問題是首要痛點，因此十分適合台灣廠商將智慧交通領域的各種解決方案介紹至印尼。

此外，印尼國會已於2022年1月批准法案，預計在2024年起將首都從雅加達遷都至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新的首都將被命名為「努山塔拉」，預計未來這個印尼的新首都將會是各項智慧城市應用可大放異彩的場域，值得台灣產官學界共同密切的注意。

印尼共有17,508個島嶼組成，其中6,000個為有人民居住的島嶼，但島嶼彼此分散，交通不便，醫療服務長期以來一直是核心問題，因此台灣可以在政府支持下，將過去為服務偏鄉與離島所累積發展出的各項智慧醫療，遠距看診，智慧照護等方案，把成功案例與應用情境介紹給印尼的中央與地方政府。

提升台灣在東南亞各國亞太戰略裡的存在價值

總而言之，台灣政府應持續以台灣的資通訊實力，協助整合國內產業鏈，設立獎勵辦法與搭建跨國的產學媒合機構來鼓勵台廠輸出海外。我國從政府到企業乃至於到個人都應秉持以善的循環做為核心，以人為本的精神彼此交流來贏得東南亞各國的信任。另外，雖然我國與這些東南亞國家皆無實質邦交，但透過強化青年與文化產業的交流也可以增進彼此的情誼。

以正確的態度面向東南亞，連結海洋國家彼此的情誼，加深彼此國民之間的羈絆，這不但是台灣人在面對世界如何定位自我，以及深化台灣價值的重要功課，最終方能提升台灣在東南亞各國亞太戰略裡的存在價值。